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》编纂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，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，由中宣部统筹部署，文化和旅游部指导、国家图书馆具体承担组织实施。该项目坚持“激活经典、熔古铸今、立足学术、服务大众”的编纂理念，精心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典范性与影响力的百部典籍，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古代文本，引导读者从中汲取先贤智慧与历史经验，实现以史育人、以史资政的目标，切实推动传统典籍在当代社会的活化利用与价值转化。项目自2016年启动以来，已圆满完成百种书目甄选工作；累计出版图书85种，成果广受学界、出版界及社会各界高度评价。本栏目“古籍今说”将持续聚焦项目代表性成果，深入解析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》所采用的重要底本，梳理其版本源流、刊刻脉络与递藏轨迹，呈现珍稀古籍历经沧桑、薪火相传的流转历程，助力公众更深刻地认知、理解并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西汉司马迁撰，南朝宋裴骃集解，唐司马贞索隐，唐张守节正义，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《史记》之名，初为史书通称，自司马迁著成此书后，遂专指其一家之史学巨构。这部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鸿篇巨制，以纪传为体、实录为魂，巍然矗立为中国史学与文学双峰并峙的奠基之作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。
文史双璧
司马迁怀抱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的宏阔胸襟，上溯黄帝，下迄汉武，将三千年历史风云凝练于一百三十篇、五十二万余言之中。他首创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十表、八书、七十列传的体例结构，以纪传为经、书表为纬，系统全面地记载西汉中期以前的历史图景，开创纪传体通史这一影响深远的史书范式，为历代史家奉为圭臬。东汉班固盛赞其“实录”精神，称其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；《史记》百三十篇中，专述汉代者六十二篇，兼及秦汉者十一篇，详近略远，尤重当代史实。书中既有对陈胜、项羽等草莽英雄的深切礼赞，亦不乏对当朝君主——汉武帝的直言讽谏，真正践行了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学理想，为后世史家树立典范。其文学成就同样熠熠生辉：古文运动兴起后，韩愈评其文风“雄深雅健”，柳宗元称其“峻洁”；刘知幾《史通》将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并提，谓“载笔之体，于斯备矣”；郑樵更誉其为“六经之后，唯有此书”；赵翼断言“历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”；梁启超尊司马迁为“史界太祖”；鲁迅则以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作结，足见其融史识与文采于一体、独步千载的崇高境界。
宋椠典范
《史记》在流传过程中，文本形态屡经演变，而宋代堪称其刊刻史上的鼎盛时期。其中，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建安黄善夫刊刻的三家注合刻本，系现存最早将裴骃《集解》、司马贞《索隐》、张守节《正义》汇于一帙的完整刻本，在《史记》版本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黄善夫，名宗仁，福建建阳人，其所刊《史记》三家注历来被视为南宋建阳坊刻的代表之作。该本版式端严、纸墨精良，首次实现三家注本的整合刊行，自此成为《史记》主流版本形态。汉魏唐时期，《史记》主要依靠写本传抄，裴骃首开夹注先河，唐代三家注陆续问世，构成研究史上第一座丰碑；而三家注合刻，则迟至宋代方告完成，黄善夫本正处此关键节点。本中“集解序”后镌有“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”牌记，“目录”末附“建安黄氏刻梓”木记，是研究南宋建阳地区坊刻生态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。今存黄善夫本《史记》仅两部：一部为完帙，一部为残卷，弥足珍贵。
递藏归藏
黄善夫本《史记》在近世的流传过程，亦饱含一段跨越国界的文化回归佳话。此本原为日本狩谷棭斋“求古楼”旧藏，后散出海外。张元济先生购得其中六十六卷，入藏涵芬楼。据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载，宝礼堂主人潘宗周另收得《平准书》《刺客列传》二卷，尤以《刺客列传》卷末袁克文题识为证。袁克文嗜书如命，曾自号“皕宋书藏”，效仿黄丕烈“百宋一廛”，晚年家境困顿，藏书渐次易主。潘宗周酷爱古籍，袁克文遂赴沪售书，促成宝礼堂重要收藏。1939年潘宗周辞世后，其子潘世兹承继父志，悉心守护藏书。抗战期间，潘世兹辗转将宝礼堂珍籍运抵香港妥为保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潘世兹慷慨捐出全部藏书予国家，此黄善夫本《史记》残卷亦随之重返故土，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。首册末尚存罗振玉、黄绍箕观款，见证中日两国学者前后相继的学术守护。
自杨恽“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”，至今日宝礼堂遗珍回归公藏，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忠实记录三千年王朝兴替的信史，更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根本典籍。其所创立的纪传体例、所坚守的实录精神、所焕发的文学魅力，穿越两千余载时空，至今仍在当代文化传承与创新中闪耀着恒久不灭的光辉。
